曾国藩:京城苦 舅勿来

2015-06-18 01:14:55 发布:风云网 我要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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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读: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,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,稍有余力,必加周济。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,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。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,向他预约工作说:外甥做外官,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。曾国藩说:京城苦,舅勿来。南五舅说:然,然吾终寻汝任所也。

曾国藩:京城苦 舅勿来

曾国藩简介

曾国藩,晚清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,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,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。流传于世的《曾国藩日记》和《曾国藩家书》,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,是许多人案头的必备书。

曾国藩京官仕途生涯

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由家启程,进京赴官。十一月十六日到达长沙,停留十天后,十一月二十六日从长沙上船。经半月行程,十二月十一日抵达汉口,水行平均每天六十里(途中阻风停泊四天)。由汉口起改为陆行,先是坐二把刀人力推车(雅称“一轮明月”)走了十四天到周家口(中在河南八里汊度岁),在周家口与同行朱某换乘二辆三套篷车,每套钱十五千文,他占四套,朱某占二套。坐篷车行程三十八天,因拜访地方官等停了六天,实际行走三十二天,每日行进五十到八十里,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京。总计由长沙到北京,全程二千余里,费时六十三天,共用银一百多两。

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,曾国藩抵达北京。到北京之初,他的生活重心是准备翰林院散馆考试,所以他暂住千佛庵中每日习大卷楷字。四月十七日他参加散馆考试,十八日出单(发布),取列二等十九名。五月初二日引见,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(三甲进士留馆者例授此官)。

曾国藩中进士后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,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起。因为翰林院庶吉士无定员,无品秩,亦无俸禄,“官未真除,其隶翰林院,亦犹夫肄业生也”。在馆学习者每月只有户部提供的四两五钱补助。只有经过散馆考试,授予正式官职,才算开始为官。因此道光二十年五月初二日是曾国藩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。曾国藩官运极顺,在道光二十三年的“翰林大考”中,又因成绩突出,连升四级,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。

翰林院乃储材养望的清闲之地,设有掌院学士(秩从二品,清后期多由大学士兼任)、侍读学士、侍讲学士(秩从四品)、侍读、侍讲(秩从五品)、修撰(秩从六品)、编修(秩正七品)、检讨(秩从七品)等职。翰林们的职责有亢经筵日讲,撰写典礼册文,纂修校勘书史,以文学侍从之臣入值侍班等,地位清要,职务闲简。曾国藩先后所任的检讨、侍讲,其职掌按官书的说法为“掌撰述编辑、儤直经幄”,而事实上公务极少,绝大多数时间是用来读书学习,以备翰林大考:大考成绩是翰林升官的最主要凭据。

虽然仕途如此顺利,生活如此悠闲,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,那就是“窘”。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。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。

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,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。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,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。在这场口角冲突后,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。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,还写下了一道《傲奴》诗:

……胸中无学手无钱,平生意气自许颇,谁知傲奴乃过我!

另一件证据更有说服力。

曾国藩为人重于感情,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,稍有余力,必加周济。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,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。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,却“陶穴而居,种菜而食”,过着半野人的生活。曾国藩不觉“为恻然者久之”。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,向他预约工作说:“外甥做外官,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。”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,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:“明年送外甥妇来京。”

曾国藩说:“京城苦,舅勿来。”南五舅说:“然,然吾终寻汝任所也。”言已泣下。

曾国藩:京城苦 舅勿来

曾国藩:京城苦 舅勿来

曾国藩进京为官,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,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,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。然而,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,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。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,没沾到外甥一点光。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,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。

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补贴。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赐第外,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:一是自建或者自购。清代实行满汉分居,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,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。京宫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。比如康熙年间,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,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。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,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,宅地宽大,花园“花木竞秀,丘壑多姿”。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。因为北京地价昂贵,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。

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。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,不断有人升转外放,或年迈返籍;又经常有父母去世、须回籍守制者,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。另外,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。从供需两方面来看,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。

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。身为朝廷命官,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,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。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,却多租住大宅,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,讲求宽敞气派。如果条件许可,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。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,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,有屋二十余楹,有轩有圃,花木葱郁。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。

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,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。与此同时,随着仕途迁转,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,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,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。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。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“五春三度移居日”。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:“客居燕台两寒暑,有似泽雉游樊笼。虎坊菜市三易寓,去住踪迹风转蓬。”

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,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。这有三方面原因: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。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,在此居住上朝方便。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,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,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。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,又有树有水,风景不恶,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,可供京官租用。同时又有陶然亭、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,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。故夏仁虎《旧京琐记》说:“旧日汉官,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,皆居外城,多在宣武门外。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,故有东富西贵之说。”

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,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。考察京官居住史,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(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),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。清中前期的徐乾学、洪亮吉、毕沅、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,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:同治的帝师、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-11号;左宗棠住过16号;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“休宁会馆”住过;“戊戌变法”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;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……

这么多人选择这里,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“旺气”、最能出主考的胡同。

曾国藩在北京的租房历程,正符合以上四个特点。

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赴官者一样,最初几天他暂住在宣武区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(长郡会馆),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庵(位于南横街与贾家胡同交口,民国年间北京内外城详图上标为“增寿寺”)赁了四间屋子,每月租金四千文,折成全年需白银33.47两。他此时没带家眷,孤身一人,不需要居住大宅,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,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。

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,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,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,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,两个多月后才病愈,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。他独自住一小跨院,三开间,院中花木扶疏,颇宁静,适合病后休养。

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,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寻找一座较大的宅院,日记中这一段时间曾国藩记载看房次数颇多。

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,十二月十七日搬入,每月房租八千文,全年需银66.95两,已占薪俸之半。

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,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。

道光二十一年七月,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。王继贤字翰城,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,与曾国藩同为京官,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“风水大师”。王氏一进曾宅,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。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:“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,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。”曾国藩因为他“言之成理,不免为所动摇”,问他怎么办。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,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。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,放下手中所有事务,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:“找房屋甚急,而讫无当意者,心则行坐不定。”最后,经“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”,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“旺气”,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,才安下心来。巧合的是,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,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获主考之命。

绳匠胡同的住宅有房十八间,比棉花胡同的房子宽敞很多。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:“屋甚好,共十八间,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。前在棉花胡同,房甚逼仄,此时房屋爽垲,气象轩敞。”不过在账簿中,曾国藩记载的实际房租数是十千文,合成银两,房租一年要83.68两。

更多时候,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,人口越来越多,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。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,不得不再次搬家。盖因入京以来,添了三个女儿,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,要立家塾,仆妇也随之增多,“寓中用度浩繁,共二十口吃饭”,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。有房屋二十八间,月租三十千文,“极为宽敞”。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,如果按他家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,年租金需251.04两。道光二十七年三月,曾国藩又一次搬家,移寓南横街路北,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,更为宏敞气派,价格应该也更高。

十三年间,曾国藩总计搬家八次,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。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,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、十千文直至三十千文,不断上涨。

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,曾国藩一至七月,住在棉花六条胡同,月租八千文。八月搬至绳匠胡同,月租十千文。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,共花去白银97.87两。

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,每年法定收入129.95两,每年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,其次是社交和住房。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,曾国藩的赤字为478.51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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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:曾国藩 晚清 中国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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